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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文學研究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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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2015
歷史就是不斷的重演?
文:張潔盈

《太平山之疫》音樂劇中描述的是1894年香港爆發的鼠疫。這場疫症在香港持續發生達三十五年之久,以1894年的記載較多,內容亦著重討論爆發初期因華洋文化傳統差異所帶來的衝突,及疫症後政府實施的防治政策。筆者翻查不同資料,發現鼠疫的成因,多元而複雜,特別值得深究的是香港衞生、渠務、建築的政策於1894年後相繼確立,那為何香港鼠疫仍然持續至1929年才突然消失?鼠疫沉睡數十年後,世界衞生組織在1996年宣佈鼠疫再次發生,人們認為現代人比較文明和進步、醫學又發達,但面對「生老病死」中人生必經的疾病,究竟是人類沒有能力以古鑑今?還是今非昔比?

 

1894年香港鼠疫概況

 

1894年,香港已經開埠,華人洋人分區居住。貧窮的華人居住在太平山街一帶,五百至六百呎的房屋,住上五、六十人,居住環境人口密集,政府容許華人合法在家中飼養禽畜。五月初,出現首宗疫症個案,其後陸續發現一種類似黑死病的致命疾病正在太平山區華人間出現。潔淨局(市政局的前身)召開特別會議,宣佈香港為疫埠,並通過緊急法例,強制通報個案,授權執法人員強行入屋帶走懷疑染上疫症的病人,並進行隔離。當時的醫院主要由外籍醫官主導,一般華人很少前往診治。英軍和警察組成了清潔小組,在太平山區入屋找尋患者、進行消毒和掃白灰水,軍人將雜物搬到街上並燒毀。居港華人集體抗議,反對政府入屋消毒、擅自闖入婦女居所、要求政府減少逐家逐戶巡查次數;港督下令將炮艇設於東華醫院對開的海面,炮口直指東華。五月底,發現首名非華人染疫者,他是一名駐港英軍。事件震驚居港的歐洲人,並開始逃往日本或原居地。政府對華人之要求,態度強硬,半步不讓,十萬華人紛紛回鄉大逃亡,約佔當時總人口四成,引至工廠結業,華人店舖關門,經濟活動幾近停頓;洋人亦無工人、人力車夫可聘,商界嘩然。香港政府最終停用醫護專船隔離華人病者,並於五月尾,將太平山區附近一所玻璃廠改裝成醫院,交由東華醫院以中醫方法醫治患者。期間,潔淨局委員雖極力反對運用中藥,及後經港督等人介入,才繼續由東華醫院管轄。香港政府認為燒區是唯一可以徹底根絕鼠疫的方法,八月,把太平山區土地收回,太平山街一帶的樓房亦夷為平地。九月,鼠疫突然消失。

 

隨後幾年,鼠疫依然每年重臨香港,染病人數亦維持數百至千幾名。政府大量鋪設或更換排污系統,對華人住屋的通風和採光亦有改善。期間,世界多個地區相繼爆發鼠疫,包括:澳門、台灣、埃及、三藩市、澳洲、中南美洲等地方,稱為「鼠疫第三波」。直至1929年,鼠疫才大致於香港消失,長達卅五年的香港鼠疫,死亡人數超過二萬人。

 

華人污穢,爆發鼠疫?

 

對於爆發鼠疫的原因,最初大多歸咎華人污穢與衞生意識薄弱。這裡所指的華人是居住在太平山區一帶的貧苦華人,他們多從事苦力、拉人力車等勞動工作,因為香港貿易往來頻繁,他們從內地來港工作,希望賺錢回鄉過好一點的生活。因此過客心態居多,只求有地方棲息,兩餐溫飽,不會對住屋有甚麼要求,所以就算居所狹小、環境擠迫、食用受污染的井水河水,他們也沒有改變的心態。造成衞生環境惡劣,除了人口迅速膨脹外,當時政府亦缺乏改善貧困華人居住環境之決心。根據由英國派來的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在1882年的報告,他形容香港清貧的地區、如太平山區的環境為嚴重擠迫,衞生情況比廣州還不如,例如香港每屋平均人數十六人,廣州則不超過十人。他提出在建屋準則、居住空間、渠務安排、通風、採光等方面的建議,他特別指出食水供應與維持衞生環境的責任應該在政府,而不應責難貧苦的華人。查維克的建議雖然全面而富人本關懷,但政府十多年來並沒有確實接受報告書的內容,原因之一,是因為華商業主和本地精英都不願花大量金錢改建房屋,亦有意見認為,不應該以洋人標準釐定華人居所及文化,故此並沒有遵守條例。

 

直至鼠疫爆發後,政府陸續落實處理報告書的建議,促成香港渠務與建築政策的實施。

 

文化差異與高壓措施

 

鼠疫爆發初期,政府採取嚴厲的措施以防蔓延,包括把病者送到醫護專船「海之家」(Hygeia)接受隔離、規定以西醫方法治療;英軍及警察入屋搜查患者、進行消毒和塗白灰水、家中有病患者必須通報個案。「隔離與消毒」對現今盛行西醫觀念的香港已是防疫的常用方法,但對於1894年的華人,這些外來的方式既陌生又令人害怕。政府的措施亦衝擊著華人的傳統與道德觀念,例如強行入屋搜查疫者,冒犯家庭私隱亦滋擾婦孺;疫者死後解剖屍體並灑上石灰粉,集體拋入深溝埋葬,有違由家人處理身後事與整全屍體的文化傳統;加上措施實行過急,沒有妥善安排,令病患家屬欠缺安置,甚至露宿街頭。這種強制手法,引起華人怨聲載道,對西方的醫療以謠言回應:剖開孕婦取出嬰孩及挖小孩眼睛用來製藥、白蘭地灌醉病人取其內臟。有些華人則隱瞞病情、自行埋葬,或者避免受罰,把病患者棄屍街頭,反令疫情惡化。十萬人大逃亡,造成香港商貿停止運作,政府的強硬態度才開始軟化,例如讓中醫醫治病患及回鄉安葬。

 

往後每年鼠疫重臨香港成為風土病,疫情與1894年同樣惡劣,政府吸收經驗,透過教育和宣傳,加強社區防疫工作,組織街坊會參與社區清潔;為減少隔離帶來的恐慌,以原區醫療、原區隔離為政策,設立社區醫院方便病患親友探望,亦可以中醫治療。這些政策令居民自願通報個案,亦自發協助社區清潔,以人本角度出發的措施與鼠疫初期的高壓手段、漠視溝通的方法形成強烈對比。

 

人口膨脹與流動

 

香港自1898年七月《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生效,把新界租借給英國,香港的面積和人口大增,由254,400人增至359,310人。自此,人口密度十分高,政府行政報告提到當時人口擠迫問題仍然嚴重,例如:上環區比當時世界其中最擠迫的城市加以各達的人口密度高出三倍;西營盤區則比2005年香港最高人口密度的觀塘高出近五倍之多。由英國派來調查鼠疫的善臣教授於1902年的報告亦表示「擠迫的情況,比1882年時更為惡劣……若此擠迫情況不獲改善,再多的潔淨措施,亦不可能使香港免於鼠疫之難」,由1898年至1903年的染病數字一直維持1,000至1,600人之多。到1911年因辛亥革命,大量難民湧入香港,致使政府未能及時興建大量難民營,令原本擠迫的問題更嚴重,1912年比1911年的鼠疫染病人數上升七倍達1,857人。

 

但是,從歷年的染病數字中亦可見人口擠迫並非導致鼠疫人數增加的必然原因,例如在1902、1904至1907年染病人數回落至數百人,1910年更跌至廿五人,而當年人口則已達435,986人之多。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香港的居民為免被英國殖民地身份牽連,六萬多人逃回中國內地,這年的染病數字卻急升至2,146人。

 

此外,人口流動與鼠疫爆發也可能有關。善臣教授的報告表示,粵港兩地的人口流動是鼠疫爆發的原因之一,他認為春節和清明節大量人口往返內地,令到鼠疫每年多在三至四月期間出現。這推論基於相信鼠疫是1855年在雲南開始爆發,輾轉到廣西。早在1894年三月,廣州市八萬人因鼠疫死亡,亦有廣東省民工湧入香港。當時香港的國家醫院署理院長James Alfred Lowson更到廣州了解情況,五月初回到香港便發現第一宗鼠疫個案。時任香港華人醫學院院長James Cantlie亦於報章撰文認為:鼠疫是外來傳入,而不是在本土的骯髒環境「提煉」出來的。 故人口流動對傳播病患有著顯著關係。

 

天氣變化、老鼠和鼠疫菌生態

 

除了環境衞生、人口稠密與流動的因素外,從統計數字發現,天氣的變化也成為鼠疫的關連因素。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認為:「鼠疫的爆發是突如其來的嚴重氣候變化而引起的。降雨過多是造成鼠疫蔓延的最大原因,如果是旱災過後又降雨過度,更具爆發的可能性。」1896年由英國派遣的德國海軍醫官威文亦提及天氣與鼠疫爆發的關係,他發現鼠疫在1894年與1896年同樣發生於冬季結束、潮濕少雨的時候,三、四月開始, 五、六月高峰,九月減退這樣的周期。而1894年雨季遲來,三、四月雨量極少,分別是6.7毫米及63.1毫米,五月降雨量則比異常多出一倍(509.8毫米),與乾旱後過度降雨的情況吻合。由1894年至1923年的降雨量觀察(表一),降雨量不足70毫米的幾年,包括1898年、1901年、1912年、1922年,其染病人數達1,000至1,800人,亦是香港鼠疫的高峰期,可見降雨量與染病人數似有反比關係。

 

香港細菌學研究所所長William Hunter發現鼠疫多發生於大量老鼠死亡後的一至兩個星期內出現,他在1902年的老鼠患鼠疫的數量與鼠疫病患者人數的統計發現,先死鼠,後鼠疫的明顯關係,即老鼠鼠疫數量比鼠疫病患人數先行的結果(圖一),可見老鼠死亡數目與感染人數成正比的情況。美國歷史學家Frank Morton Todd對鼠疫亦有相同看法,他認為:「鼠疫不是骯髒的疾病,而是老鼠的疾病。(Bubonic plague is not a filth disease  — it is a rat disease)」根據世界衞生組織(WHO)資料,鼠疫是一種由耶爾辛氏菌(鼠疫桿菌)引起的細菌性疾病,主要影響野生囓齒動物。該病通過跳蚤在囓齒動物(如老鼠)之間傳播。人們受到染病跳蚤叮咬之後通常會出現淋巴腺型鼠疫,形成特異性腺鼠疫(淋巴結腫脹)。如細菌進入肺部,病人會出現肺炎(肺鼠疫),此後該病就可通過感染者咳出的飛沫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十八世紀時,中醫對鼠疫與老鼠死亡相關之情況亦有記載,清代白族詩人師道南的《死鼠行》描述鼠疫是由老鼠傳播的:「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坼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淡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忽死兩人橫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氣燈搖綠。須臾風起燈忽無,人鬼屍棺暗同屋……人死滿地人煙倒,人骨漸被風吹老,田禾無人收,官租向誰考。我欲騎天龍,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灑天漿,撒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歸,黃泉化作回春雨。」台灣詩人蔡佩香於台灣發生鼠疫時寫下《百斯篤》亦有記述老鼠與疫症的關係:「瘟疫者,天地之戾氣濁氣,釀於其間,伏之則為瘟,瘟者溫也;發之則為疫,疫者役也,故瘟疫流行。其毒先見,鬱而成慘,中之者則肢體熱毒熏蒸,結成肉核,鼠先而人繼之,如役使然,是之謂溫役也。」1897年,法國醫生和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最終在印度鼠疫時,發現鼠疫是透過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染人類,往後科學家亦開始關注氣候變化、天旱暴雨對老鼠或鼠疫菌的生態變化。

 

歷史給現代人反思?

 

鼠疫雖然是一種疾病,但與環境、氣候、人口、管治、施政、房屋、階級密不可分。時至今日,人類衞生水平已提高,科技醫療進步,這是否就沒有疫症發生?根據世界衞生組織2013年的統計,全世界報告了783例鼠疫,其中包括126例死亡,近年發生鼠疫的國家包括馬達加斯加、剛果民主共和國、秘魯、中國、美國。人們常說要借古鑑今?究竟需要從歷史反思甚麼?還是我們只能不斷讓歷史重演?

 

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懷疑現今環境污染和全球氣溫突變,為細菌和病毒提供愈來愈合適的生存和蛻變環境,甚至史前病毒亦因而有機會重現。最近法國科學家在西伯利亞冰原發現一種史前病毒,它的基因結構比現今的病毒更複雜,隨著全球暖化,加上西伯利亞的工業發展,永久凍土隨時有機會溶化,令各種未知的史前病毒再次甦醒。另外,很多新的傳染病源頭是由動物禽畜傳給人類,例如禽流感、豬流感。究其原因會否與城市擴張有關?城市化與現代化發展令森林和大自然遭到破壞和夷平,原本居住在森林的動物和昆蟲的家園盡毀,連帶在牠們身上的細菌病毒亦會大規模轉移到人類身上。

 

可是,很多細菌和病毒在地球生活比人類還要早,長達幾億萬年,人類亦只是地球上眾多物種的其中之一,而人們身體內也需要不少細菌才能維持身體機能與運作。但在醫療衞生觀念下,消毒殺菌彷彿視為理所當然;經濟增長城市發展大前提下,對大自然的破壞與日俱增,消滅與破壞似乎成為人類的常態。其實,這些觀念與手段又會否是現代人對大自然的嚴厲、高壓與強制的展示?如何能與各物種包括細菌共存、共生、共活似乎是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的重要課題。

 

這次由戲劇帶我們重踏歷史的足跡會否讓我們得到一點啟示?《太平山之疫》音樂劇以華人視角重述1894年鼠疫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讓觀眾感受自身身處、所生所長的香港的一段經歷,期望從中反思現今生活,引以為鑑,並能化為行動!

 

 

參考資料

丁新豹 (2010)  《善與人同 : 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 (1870-1997)》,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姚松炎 (2007) 《香港鼠疫、衞生環境與建築》,香港歷史照片研究比賽作品。

劉潤和 (2002) 《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 : 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Carol Benedict  (1996),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ward Marriott (2003), Plague: A Story of Science, Rivalry and the Scourge That Won’t Go Away, Metropolitan Books.

鼠疫維基百科

世界衞生組織

 

 

作者簡介  張潔盈

《1894香港鼠疫》博物館教育劇場計劃策劃人、創作及聯合導演,藝術發展局評審員(戲劇與藝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