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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021
《美麗團員大結局》:如有雷同 實屬不幸
Author:曲飛

某天散場後,我離開小劇場時,撞見兩個藝術團體的藝術總監在近處的偶遇。較小型團體的藝術總監向較大型藝團的藝術總監打招呼謂:「老闆,你好!」大團的總監火速回應說:「我打工架咋!」我聽後,內心涼了半截,那管是寒暄謙卑語,「打工」二字竟出自超高薪的藝術總監的嘴巴,若不是反映了他做事的態度,就是揭示他用甚麼心境從事藝術創作的事業!剎那間,我更加懷念張洛奇。張洛奇沒有香港納稅人資助的高薪,在戲劇藝術的創作路上的想法和技法更沒有出人意表的天分,欠缺身為劇團統帥的魅力。但是,他卻擁有一顆真正善良的心,盼望透過身體力行的堅持與努力,相信終可感動劇團的每位成員,成為劇團的向心力,團結各人,共同突破藝術的框框,努力創作。能抱有此股力量,畢竟跟他對藝術有信念,而不是只帶著「我打工架咋!」的心態做藝術工作有關。張洛奇是誰?他就是《美麗團員大結局》劇中主角Rocky。

 

要閱讀《美麗團員大結局》這齣作品,觀眾不可以單純從喜劇的面向閱讀。事實上,用喜劇這手段,很多時都是一個幌子,恰如俄羅斯戲劇大師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 1809–1852)─直堅信要有「笑」的力量,他在《世界通史教學方案》(1834)中表示:「那些能笑的人,就能從自身的經歷中得到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洗滌,喜劇進行的戰鬥不是僅為了暫時的自由,而是為了靈魂的自由。」賴聲川《暗戀桃花源》(1986)如是,三谷幸喜《笑の大学》(1996)也如是。故此,當觀眾細味這個說法的時候,就能明白到我為甚麼在聽到一句「我打工架咋」內心瞬間憶起張洛奇!但是,他到底為了甚麼而「戰鬥」呢?很明顯,他率先要面對的主要對手是「時代改革」,其次要應對的勁敵是「自己的平庸」。

 

身為「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我們無時無刻都要面對時代改革的問題,那管你來自哪個領域,彼此都要正視「命運共同體」的現象。執掌藝術團體的靈魂人物就更加需要與時俱進,因為這是引導民眾思考的行業,劇團要員如無法「見眾生」,老實說,展演的作品很難做得好!即使要員知道這關鍵,他面對眾生(觀眾)時又以甚麼態度面對?這湊巧是這劇本的重要主題:工作態度和公司的危機管理。所以《美麗團員大結局》這齣作品其實可歸納為「職場類型」,類似被稱為「工薪階層教科書」的韓劇《未生》(미생,2014)及日劇《我要準時放工》(定時で帰ります,2019)的港版混合體。

 

在角色的工作態度上,編劇陳敢權描寫得非常立體,令我聯想起一個古希臘時代的小故事─某天,路人甲看見三個石匠,每天汗流浹背工作,專注地切割石頭,領取相同的薪金,祂問這些石匠:「你們切割石頭是為了甚麼呢?」首位石匠:「當然是為了賺錢啊!」另一位石匠:「我工作是為了將來成為技術高超的石匠。」而最後一位石匠:「我現在切割的石頭,以後會變成宏偉教堂的基石,鎮上的人未來數百年都會繼續造訪這座教堂。我很高興能夠從事這份工作。」在陳敢權的這個劇本裡,除了藝術總監Rocky有最後一位石匠的信念,所有角色抱有的工作態度都是為了賺錢和個人成就,個人十分相信抱有這種態度就只會停滯於「打工」層面。諷刺的是,戲劇藝術是一門「綜合藝術」,不是單憑一位石匠就可以完成,正如電影《少林足球》(2001)明鋒說:「波,唔係一個人踢!」再加諸,團員對藝術總監的輕視、甚至藐視的態度,Rocky要在這氛圍的工作環境下工作,注定是悲劇收場!

 

除了團員的工作態度,公司的危機管理也是Rocky要面對的死局。凡有管理經驗者,該明白被喻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 1909-2005)那舉足輕重的學說。德魯克在著作《管理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1954)中提出「我們之所以不容易忘掉所學,以至於無法快速學習新事物,主要因素是經驗,而非年齡。要克服這一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如何忘掉所學,因此,必須通過知識的獲得來學習,而不是只靠經驗來學習。」這個觀點,正是點出Rocky在管理新思維的概念上,乏善可陳,他一心認為管理就是「我對你好,你對我好」,以為只要對大家「好」就可以「齊心而事成」,卻沒有考慮到每位團員抱持的工作心態,更遑論知曉甚至執行「知人善任」、「人盡其才」等不同的道理。值得注意是,編劇陳敢權認為,迫使藝術總監Rocky走上不歸路的並不是外在環境因素,而是他無法面對自己的平庸。他在遺書中寫下 At my wit’s end 並不是「走投無路」,而是「江郎才盡」!編劇清楚表明Rocky自覺「無能」才自尋短見。編劇選用悲劇對付藝術總監,把喜劇還給觀眾的情操,是值得尊重和欣賞。

 

劇本另一個面向是描寫香港的劇場生態及經營環境,故事中的劇團並沒有得到特區政府給予公帑資助,因而毋須受到政府設立多個委員會及香港納稅人的監管,導致劇團監製扭盡六壬尋找劇團的生存空間,洽談各形各色的贊助計劃,當中當然不乏依賴植入式廣告,令一直高舉藝術價值的藝術總監感到矛盾。要平衡這種矛盾,編劇寫了一段很精彩的「香蕉蛋糕」比喻,透過藝術總監觀點來影射香港觀演關係的狀態,值得大家再三思考。藝術總監如是說:「觀眾只係鍾意食香蕉。但係我哋賣嘅係蛋糕。咁,點呢?我哋第一步咪整香蕉蛋糕囉。咁,等觀眾慢慢接受咗我哋尐蛋糕口味,如果我哋真係叻嘅,以後就靜雞雞咁減少香蕉嘅成分,等佢哋一樣受落。咁,至係改變吖嘛!你哋第一日就用尐蛋糕掟落尐觀眾度,佢哋點會接受呢!?」

 

上述的觀點,某程度上反映了客觀的現象,細味這現象的基礎,箇中有其受限性,局限於劇團所接觸到的觀眾群的特性。個人認為,觀演的關係從來都不是單向式的供求關係,兩者必須要有共生、共長、共存及互動。若藝術工作者只顧及「提供服務」而忘記需要與觀眾「對話」,他們的作品即使充滿熟練的技法,終歸也是虛有其表,無法在觀眾的內心留下丁點的迴盪,欠缺情感的交動與靈魂的提昇。無奈兼可悲的是,曾親耳聽聞有位藝術總監向團員清楚表示:「我們不談政治!」這種迴避式的選擇性「對話」,莫說摧毀創作自由的崇高理想,在當下全球社會發展的勢態下,仍玩「閃避球」?不是鴕鳥,就是扮傻,刻意將生活與政治分割。嗯,這正是如假包換的「我打工架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