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史者的情怀— 评《亲爱的，胡雪巖》

《亲爱的，胡雪巖》是潘惠森先生十多年前所写的一齣歷史故事剧。若不太严格的话，也可算是瑞士德语戏剧家狄伦马特(F. Dürrenmatt)所说的「非歷史的歷史剧」。剧中的主人公─胡雪巖，史有其人。姓胡，名光墉，字雪巖，先后歷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白手起家，办钱庄，开药铺，倒生丝，贩军火，上通官府，下通漕帮，出入租界、洋行，厕身歌场、妓院，层层托靠，左右逢源，官居二品，富甲天下，又纳粟助赈，施药救病，一时传为佳话。然而关于胡雪巖可採信的歷史记载，少之又少，如今坊间广为流传的其人其事，多属稗官野史的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贾语村言。如此说来，这类作品的出虚入实、编织有无，其优长与否，便不在作者钩沉抉隐、索幽发微的学问工夫，不在治史的博见与精识，而在讲史者的情怀，在于一个好看好玩的歷史故事背后所负载的文化旨趣与当代意识。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行家里手，在《亲爱的，胡雪巖》中，潘惠森不为观众提供人物行为的歷史解释，甚至连戏剧事件的前因后果也作了大胆的省略。人们不明白一个穷得衣食不周，仅能以咸豆佐餐的钱庄小伙计，从何处弄来五百两钱的银票，去资助一个非亲非故的落魄书生；不明白掌控着海运、河运大权的官府，为何要与下九流的漕帮混在一起⋯⋯晚清政局的乱象，统治集团内部对外夷「剿」与「抚」的对立纷争，官商政治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太平天国之乱⋯⋯统统蜻蜓点水般被推至后景。剧作的重心，主要放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性格、神采与命运上。「这一个」胡雪巖之所以可亲可爱，不仅在于他慷慨资助王有龄，收留赖老四，结交庞天，知人善任，乐善好施，贾而近儒；更在于他那「要开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啲洋人嚟中国，唔系抢钱，系同我借钱」及「我要中国嘅老百姓食得好、着得好、住得好」的爱国情怀与歷史抱负。一个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充满着深刻自觉的胡雪巖形象，正是他区别于以往那些「君子富，好行其德」（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富商巨贾的不同之处。

 

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传统社会童叟无欺、薄利多销、人弃我取、不为己甚的理财文化与商业伦理，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崭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书中，谈及这类新型商人独特的精神面貌，及其手段与目的的悖论。他说这类商人一生以赚钱为「天职」。不过他们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无休止地以钱生钱，其精神是「超越而又绝对非理性的」。所谓「超越」，也即是超越俗性的神性维度。充满悖论的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亲爱的，胡雪巖》的情节推展中，有两处彷彿有意偏离情节轨道的谈论黑洞的段落和一处别具深意的「祭鹿仪式」，正是作者特意安排的超现实场面。胡雪巖在孤注一掷地垄断茶叶市场、逼迫洋商就范的关键时刻，一个人独自站在茶叶箱已被搬走、显得格外空荡和幽暗的货仓里，忽然一位犹如先知的青年女子─ 船姑阿香，同他聊起吞噬一切的黑洞。廿三年后，老年的胡雪巖如法炮制，在另一场与洋商的殊死搏斗（垄断生丝市场）的节骨眼上，他对阿香姑娘说：「我就系个黑洞」、「个黑洞就系我自己。」在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正式启业的祭鹿仪式上^[1]，在扮演「鹿人」者与操刀人近乎狂迷的祭舞神乐中，胡雪巖忽然站起身，神情恍惚地觉得自己就是那头「鹿」，那头在祭神仪式中被献祭的牺牲。他感觉到操刀人插向「鹿人」的刀，彷彿刺向自己的身体。随后他对国药号的经理麦锦秋说：「我成日都觉得，十二生肖里面，没一样嘢系属于我嘅，因为我一生出嚟就系一只鹿⋯⋯佢嘅本能就系，走出森林，边度有广阔嘅原野，佢就去边度，永无休止⋯⋯好似喺一个黑洞里面奔跑，永远见唔到尽头⋯⋯」「黑洞」是一种透过天文观测才能见到的天象，它指恒星死亡过程所产生的具有极强引力的内压坍缩。在剧中，「黑洞」被移用来隐喻某种推动胡雪巖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超现实力量，既显露主人公人在漩涡、身不由己的忐忑不安，也呈现冥冥之中莫测高深的玄秘。

 

在戏剧中，超现实场景是一种梦幻与现实相互渗透、相互交缠的艺术化现象。它给导演艺术家提出巨大的挑战，也为舞台呈现留下广阔的自由空间。《亲爱的，胡雪巖》的戏剧故事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导演的难点，不在刻意营构非写实的奇观异景，而在追寻悬浮在敬畏与迷濛的戏剧氛围与审美情调上空的精神层面。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异常艰难。鸦片战争之前，朝野几乎都没有自觉地考虑过如何使国家近代化，因此，中国现代化任务中还包含着大量尚未完成的近代化课题。对潘惠森来说，在舞台上思索现代如何展开的课题，或许太过沉重。因此他选择一个出虚入实的传奇故事，将中国现代歷史的前奏，置于一个半神化的、超常的歷史现场。作品最为成功之处，不在仔细描摹胡雪巖在生意场上愈战愈勇、春风得意的情状，而在表现他生命史中每每省悟独负歷史重任的自觉，在现实场景与超现实场景所形成的巨大张力。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知是歷史事象迷雾重重，还是作家曲笔婉转，歷史的阴差阳错比作家的情怀更严酷。在剧中，已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回天无力，在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后吞金自缢；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胡雪巖的心灵感应中，悲叹「呢个国家⋯⋯已经唔再需要我⋯⋯生来两手空空，死去两袖清风」颓然倒下；一场垄断生丝市场的对决，内奸外敌相勾结，全国三十几间阜康钱庄，同一时间发生挤兑，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噗哧一声全部沉陷，只剩下一块聊作补船之用的药店横匾⋯⋯潘惠森如此费尽心力地形塑一个完美的理想人格，想像或假设歷史的另一种可能，吊诡的是，他最终呈现的是这种「歷史的另一种可能」的不可能。

 

人们总是依据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来讲述自己的现状。意大利着名歷史学家克罗齐(B. Croce)说：「一切歷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歷史学的生命力，不在对歷史资料的罗列与梳耙，而在于歷史的当代性，在于对当代现实的关照与精神联接。歷史剧、歷史故事剧，不仅仅是编导者、演出者对歷史的虚构，也是一代代人对歷史的期望，一代代戏剧艺术家的歷史情怀。我相信观众所看重的，绝不是隐藏在戏剧场景后面的歷史真相，而是戏剧所呈现的人对歷史的承担。无论是不可承受的轻，还是难以承受的重，总有一类人，註定要自觉地背负歷史的重任。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喜剧也好，悲剧也罢，歷史的活剧才不至于只剩下泪水与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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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2018新版的演出中，导演为祭鹿场景另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