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不易 ─ 从社会现象分析到道德标准探究

( 编者按：本文内容含剧透)

 

《好人不义》─ 单是听剧名的话，便会先联想到谐音「好人不易」。要做一个好人的确不容易，首先是「好」的标准本身已经难以拿捏，我们虽然自成长以来大体上会接收一些普遍认同的良好价值观，例如：正直、慷慨、关爱等等，但其实我们每天仍然接受着不同道德难题的考验：「我应否出卖工作能力低下的同事？」、「我有责任为好赌的父亲还债吗？」、「我可以思想上出轨吗？」。再者，日常中「好人」往往与「蚀底」、「腍善」、「畀人搵笨」等负面形容挂钩。有善心会反被利用；自私的人，却又往往会得益。那么，为何还要做好人？

 

再从字面上解说，剧名却出现了不同的诠释。好人，竟是「不义」？儒家对「义」推崇备至，根据《中庸》：「义者，宜也。」所谓义，指的就是合宜、恰当的举止。现世代的「义」更包容公平、社会正义等概念。要作出合宜的举动，当中大有学问，要明是非、辨善恶，才能在心中谱出准则，有了准则才能衡量自己的举动是否合宜。单从「好人不义」四个字，便揭示了剧中核心的戏剧冲突：好人难做；行善，不一定合乎公义。

 

《好人不义》的桥段源于一则轰动内地的「彭宇案」的新闻评论：2006年11月20日，内地一名老太太在街上跌倒，青年彭宇扶起老太太送院。老太太一口咬定撞倒她的人正是彭宇，并向法院提出起诉，向彭宇索偿逾十三萬元医疗费。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彭宇坚称自己是无辜，只作好心扶起老太太。最终法院判定彭宇败诉，须承担部分赔偿。令人譁然的是法官判案的理由：法官认为，如果彭宇没有撞到老婆婆，为甚么彭宇要扶起她？为甚么要送她上医院？

 

以上，便成为了《好人不义》的故事基调。

 

只要上网搜寻，类似的案件在内地多得令人惊讶。内地称这类案件为「碰瓷」，原指骗徒故意让他人摔坏假货，要求高价赔偿的诈骗手法，后引申为故意制造假车祸后敲诈勒索医药费的手段。这些案件引发出更严重的社会现象，令人担忧。

 

11年10月在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叫人痛心疾首。两岁女童王悦先后被两辆汽车撞倒，随后十八个路人经过，却没有一个愿意施救，王悦最终失救，事件震惊全国。

 

17年4月，一名河南女子横过斑马线时先遭一辆的士撞倒，肇事的士司机逃逸。事发后，约二十辆车在繁忙的街道上减速绕行，亦有约二十人行过，却竟无人上前扶起该女子，而女子尝试撑起上半身不果，约一分钟后再遭另一辆私家车辗过惨死。

 

以上事件一再展现社会畸形扭曲的一面，类似的争执和诈骗不断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泯灭人的良知。路过的途人都因为以往的判例而害怕惹官非上身，选择不伸出援手，冷眼旁观，最终导致惨剧一再发生。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现象称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当一个人在其他人在场时，往往会较不愿意出手相助，旁观者愈多，提供协助的机会愈低。当大家都发现其他人坐视不理的时候，便更加不敢轻易出手，以免有诈。另一个关键在于法律制度欠完善，未能保障协助者不会惹上麻烦，于是造成撞车党等「碰瓷」诈骗横行无忌，卑劣地利用人的同理心谋利。根据内地法律，若控辩双方都没有足够证据，法官可运用自由裁量权，即根据自己的操守和良心以判断责任谁属。然而，法官权力是否过大也一直成疑。让人民重拾良知，关怀别人的不幸，发挥同情心，大前提是重建一个具保障的社会制度，否则长远下去，只会造成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溃败。我们要问自己一

声，我们甘愿生活于这个人人被逼冷酷的社会当中吗？

 

不过，法律并非完美，况且引用法学家吉欧‧耶林内克 (Georg Jellinek) 的话：「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纵使你没有犯法，也不代表你合乎道德；人民的道德修养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善。编剧郑廸琪不甘于纯粹反映社会现象，而是希望由此作引发更多道德思考。如何在扭曲的社会当中寻找并坚信自己的做人原则，是编剧在剧中另一探讨的重要课题。何谓好人？何谓有道德？何谓善恶？本着好心，又会否好心做坏事？

 

《好人不义》初段描述牧师张宇受老妇陈喜的诬告而苦恼，于是向昔日好友律师何昌求助，岂料何昌主张赔偿了事，张宇自然不服气。但剧情发展在中段出现逆转性的改变，何昌掌握了有力证据证明张宇的清白，他更希望藉此案件「打大鳄」，抽起整个诈骗集团，并教训不公正的法官以及控方律师，问题是原告人陈喜将会沦为「打大鳄」所牺牲的棋子，需要坐牢，而与她相依为命的患病丈夫亦将无人看顾。若果你是张宇，你会让何昌「打大鳄」而牺牲陈喜吗？让我们尝试从伦理学角度切入《好人不义》以衡量道德原则的依据。若以「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代表人物谢洛美‧边沁(Jeremy Bentham)所提出的「最大幸福原则」(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来衡量，我们应以让最多人获得最大幸福为原则来决定行动。选择牺牲陈喜，换来的可能是整个诈骗集团连根拔起。陈喜及丈夫虽然会因此而受苦，但既然有可能会换来诈骗集团的瓦解，以及有望整顿社会风气，整体来说效益似乎比这两个人的福祉更大。不过，效益主义有个先天缺陷，就是容许牺牲少数人利益去服务大多数人，弱势社群如陈喜夫妇，自不免沦为牺牲品。然而，张宇却不忍心让陈喜受罪，他的仁慈之心，会否是妇人之仁，好心做坏事？他好怜悯又会否只是向恶势力屈服？

 

除了衡量行为带来的后果来判断道德之外，还可作其他方面的衡量。张宇质疑何昌反控告陈喜是为了报復，满足自己的私心。其质疑是针对何昌行为的动机(Motive)，所以张宇考量道德，不仅限于结果所带来的影响，更以行为的出发点以衡量何昌的行为孰善孰恶。纵使结果可能带来正面影响，但张宇认为若果动机不纯正，亦不应视作为道德。这就像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义务论」(Deontology) ─ 他认为一个动机应该包含一种「善意志」(Good Will)，而且行为的准则应具有普遍性，不能随着个人的倾向、慾望和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何昌本来认为这场官司赢的机会是零，所以主张赔偿了事，到掌握证据后便一改作风。若果何昌遵循义务论的话，那么无论赢面大小，他伸张正义的行为都应该贯彻始终。但是人又怎可能毫无私心？我们又如何确实求证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

 

法理？还是人情？身为牧师的张宇捲入风波之中，宗教又能否给予他答案？《圣经》的《弥迦书》六章八节写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即依法行事，大公无私；好怜悯，即爱心关怀，为人着想。行公义与好怜悯是否不能两全其美？生活在不完美的世代下，我们又应该秉持怎样的道德原则才能做一个真正好人？如果你是张宇，你会怎样选择？

 

《好人不义》牌面上是一齣思辨论证的戏，然而仔细察看，还可以发现一份编剧对社会的关怀，实属难得，让整齣戏不仅成为一种社会控诉或纯道德理论的讨论。首演时，在导演精心安排下，整个演区在演出完毕后变成一个展览装置，展示了不同法律条文和基层生活状况的照片，正正是延伸了《好人不义》的社区关怀精神。这与牧师张宇不只重视是非对错，更具备人文关怀的精神互相唿应。从剧场走进社区，当我们看着身处的城市，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