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特区《东南西北》—— 访问编剧 杨翼擎
- 问:香港话剧团戏剧文学部
- 答:《东南西北》编剧杨翼擎
答:《东南西北》像天上的云,在变化之中盘旋,聚了又散。
问:《东南西北》以三次重逢串连整个故事。最初是甚么契机,让你想写一对久未亲近的父女之间的关系?
答:最初写这个戏其实是为了交编剧课的作业。当时忽然想起,自己从未写过父亲,就这样朴素地开始了。我在妈妈身边长大,和父亲见面是我成长中不大寻常的事情。每次见面,我们也像平常父女那样聊天、吃饭,但又会因为我们永远错过了那些相处的时间而产生特别的情感。
我很想写出微妙、有趣,又显露锋芒的对白,这段关系自然就成为了我的素材。当时的想法就是把作业写好,直到结课之后,才在老师、同学的建议下把这一次练习发展成现在的《东南西北》。
问:剧名《东南西北》来自童年折纸游戏。为何选择这个意象作为剧名?
答:戏剧对我来说,就像童年的游戏,亲切有趣。比如「东南西北」,它折出来很小,却有一个无边无际的名字,这就很有意思。「东南西北」这个折纸游戏的英文名是 Paper Fortune Teller,是个讲命运的东西。戏剧也讲命运,讲人如何走到今天,又将去向哪里。
小时候,我会觉得四面八方尽在掌握,每一条道路都清晰可见。但事实是,连最伟大的爱,有时都无法为人指明方向。我想沿着父女二人在时间与空间中不断相遇、分别、重新认识彼此的过程,写我们如何在爱里摸索方向,写命运如何在人的选择与行动中悄然展开。
问:剧本中的父女一直在谈论「家」。你觉得家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毕竟每个人所处的境遇不同。我只知道,很难有完美的原生家庭,值得庆幸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转身,可以超越过去,可以不断成长、发展。
在家庭关系中,我最在意家人是否愿意相信我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我很需要在亲近中保有各自的空间。就像我和妈妈,我们会分享彼此的生活,但一定不会去干涉对方的选择。家人虽然亲密,但我们终究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不如大家都少发表一些意见,安静地去看、去听,去拥抱彼此。
问:在创作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比较倾向父亲还是女儿?为甚么?
答:因为年龄和经历相近,我曾以为自己对女儿的倾向是无法避免的。但在创作中,我反而抽离出来,放下了这样的对照。
我写的是戏,而非生活。我学习的是戏剧导演专业,导演的重要工作就是通过艺术手段引导观众的注意力,形成舞台上的焦点。写作时,我也有类似的意识:情境不同,人物释放的力量就不同,焦点会转移,倾向也会流动。如果纵观整个创作,一定要说我有甚么倾向,我想,我大概始终处在人与人交流、碰撞的地带,在不断理解彼此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视角。
问:在创作《东南西北》时,你受到哪些戏剧、文学或影视作品影响?
答:当我真正写完《东南西北》,我才算亲近了这个作品。此刻再回看创作经历,我首先想到契诃夫的剧作。我无法讨厌契诃夫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哪怕面对《凡尼亚舅舅》里教授那样无耻的提议,我也会想起他在衰老、他在受苦。这当然无法为他开脱,但契诃夫写出了处境的复杂,让我感受到人强烈的情感、欲望总是和这些境遇交织在一起,无法被轻易说清。我写《东南西北》大概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东南西北》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想到洪常秀创作的电影。他的电影几乎完全靠对话结构,比如《塔楼上》,是通过人物在不同楼层与他人的交谈展开的。《东南西北》中父女的三次相遇就很像这种结构。
在修改剧本的时候,我正巧读了理查德·沃尔登·叶慈(Richard Walden Yates)的《天命》(A Special Providence)。小说中,母子二人各自背负着的期待与失落,大概也影响着我,使我进一步补充了剧中父亲的前史,让父女二人直面沉淀在这个家族之中的伤痛。
问:《东南西北》中的人总是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你觉得他们最终找到答案了吗?
答:他们寻找自己方向的过程就是答案。我笔下的父亲和女儿,都充满力量。他们不害怕冲突,愿意一次次见面、一次次折腾自己、揭开自己的伤口。他们永远暗自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与交锋。
也许,答案已经在这样的期待中显现。面对爱,父亲和女儿都是还有许多困惑的学生。于是难免东奔西跑、四处碰壁。他们未必知道怎样才能真正走近彼此,但只要还愿意寻找,还愿意一次次走向对方,就还有认识彼此的可能。对我来说,这种可能,其实比答案本身更有吸引力。
问:如果观众离开剧场时只能带走一样东西,你最希望会是甚么?
答:一束光芒吧。剧场是汇聚光芒、放大光明的地方,既然这一刻我们在光里相遇,那就希望大家带着这一道光芒,走向各自辽阔的人生。:)
